1974年的秋天，我带着父母的百般牵挂千般叮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偏远的落后地区康平县方家屯公社向阳门(现方家镇前旧门村)大队插队落户。车队从皇寺广场出发一路向北向西，跨辽河、走陶屯经法库、绕东关，颠颠簸簸、时快时慢，好多路面都是土道与碎石，到达向阳门时已是下午近三点钟。

  下车后，环顾四周，顿时傻眼了:这就是我们大有作为甚至有可能扎根干一辈子的地方?脊薄的土地，光秃的山岗，低矮破旧的碱土房，颗粒不饱满的农作物。让我们充满向往和憧憬的心凉了半截。好在先期到达的知青战友和当地的大队干部及带队干部很是热情，并以高标准伙食小米水饭大豆腐盛情款待。虽然起早从沈阳出来已经饿了一天，但大家似乎都食欲不强，特别是家属们都有一种食不甘味的样子，可能是看到这一个地方比想象的还要落后，惆怅茫然的感觉油然而生。

  晚上，送行的亲人该登车返回了，我们所有的知青簇拥着大客车送出一程又一程。车好半天开不起来，时走时停，唠叨一点的家长好象有嘱咐不完的话，脆弱一点的男生女生抽泣不止，更有失态的父母竟放声大哭，真是一幅生死离别的场景，引得不少村民跟着围观。直到夜幕降临，司机师傅果断将车门关紧，迅速换档加油，大客车才渐渐远去。我还算坚强，自始自终没有落泪，倒不是没有情感起伏，只是想既然来了，不管啥状况都得面对。好好干，一旦有招工争取早日回城，这才是上策。送我来的姐姐、姐夫也一再这么劝我，鼓励我，使我的思绪平静了许多。

  起初，青年点还保持青年队的整体建制，50多人就象学校的一个班，大家过着互相体贴、互相帮助的集体生活，劳动作息也较有规律，想家的心情逐渐淡去。其间，有的男生被大队抽去看青、看场院，还有的被看重去小队当上了保管员，这都是比较轻松的活，因为大小队干部和贫下中农还是相信远道而来的知青们的，不沾亲带故，办事出以公心。

  两个月后，青年队宣布解散，每十几个人成立一个小点，直接下到三个生产队和村民们一样干农活记分，享受和普通劳动力一样的待遇。至此，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终于落到实处，我们真正成为了准农民，成为社员中的一员。

  我虽然户口落到二队，但仍然和我一车而来的初中同学一起在一队白天看青，晚上看场院。十月ー日国庆节，在城里这是一个重大的节日，机关企业学校等都要放三天法定假日。而在农村可就没有了这个概念，因为中秋过后，已确定进入收割的节骨眼上。摘棉花、收大豆、割高粱、玉米，基本依照这个顺序一直干到老秋。

  收获的季节是美好的，天高云淡、五谷飘香。平坦肥沃的土地上，景色迷人。开壳的棉花、放眼望去一片洁白;株株串状的大豆、随风摇曳；红彤彤的高梁压弯了腰，金灿灿的玉米笑开脸，过去小学语文课本里对丰收的描述变成今天眼中的现实。进场院的大豆荚高梁穗需要翻晒，干透后用牲畜拽着石磙子反复碾轧将颗粒挤出，然后用木锨扬扬，最后留下的就是堆积起来的黄豆、高梁。而苞米的处理就简单多了，收回的玉米棒经脱粒机机械脱粒后就可以直接装袋。一年的劳动成果，经过大小队会计扒拉完算盘后便做出如下分配;首先要交纳少数的公粮，其次按户按人口分发口粮，最后剩下的集体留存。那个年头化肥很少、农家肥有限、土质又不算肥沃，所以粮食的产量很低，三方面所得所需远远不足，劳动力的分值亦低的可怜，一个工分不过三、四分钱，扣除口粮款没有几家能分到钱，一年到头人们渴望丰收的喜悦似乎没有见到。然而，这样的结果村民们也能接受，并未有多大的欲望，日子还是平平淡淡的过着。但是这年的冬天却不同寻常，刚过寒露公社就紧急召开动员大会，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同时开展学习小靳庄活动。很快一场轰轰烈烈的学大赛标志性举动“修梯田”开始了。我恰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被大队抽到指挥部负责写稿、刻钢板、编快报等工作。没想到我在学校里曾练就过的这方面的本事在此时有了用武之地。忙乎了半个多月，大队领导很赞赏我在文字方面的才干，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再有两次开会我也大胆发言，其表达能力亦被看好。结果在下乡大约两个来月的时候，我被大队党支部提拔为大队团总支书记。之后，我又和大队民兵连长一起带领一百余人去参加方家公社统一组织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

  在以丘陵为主的东小陵大队千人会战工地，彩旗飘扬、歌声嘹亮（扩音器)，场面壮观、声势浩大，给还未寒冷的初冬创造出一番火热的气氛。那时，我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白天要在我们大队施工段参与组织指挥，时不时还坐在地头上为会战指挥部广播站撰稿。晚上还要同担任妇女主任的知青陈秋萍同学一道带领知青文艺骨干到各小队进行学习小靳庄诗歌和革命样板戏表演。尽管那时候没有电，完全靠煤油灯照明，但我们摸黑创作诗歌的热情和为贫下中农表演的劲头是特别足的。无怪乎村民们赞叹:还是大城市来的小青年有知识、有活力。

  随着“小雪地封严”节气的到来，修梯田、挖河渠等农田基本建设也告一段落。按照公社党委的最新布署，一场冬季造肥运动又打响了，各小队将劳力分成两伙，弱劳力在家轧大寨肥(将玉米秸秆轧碎、浇上粪便沤制)、壮劳力到三台子水库破冰挖淤泥。

  那一年辽北的深冬异常寒冷，气温常常降到零下30多度。大雪过后，水面冻得结结实实，一镐刨下去戗起的冰碴打在脸上辣的，多有劲的人没有个十镐二十镐的都无法把厚厚的冰层破开，为了加速拓宽冰面只得钢钎大锤一起上。全公社距水库较近的几个大队几百人顶着刺骨的寒风，挥锹、扬镐、打钎，干得热火朝天。我拿着电池喇叭忙碌于各小队之间加油鼓劲、记录着每个队淤泥块的装车数量，不时的也挥动大镐或大锤干上一会，可每次我抡不上几下就会被村民们替换下来，用他们的话说，小青年身单力薄，干这种力气活还得慢慢来。每当听到这种体贴关切的话语心里总感觉热乎乎的。裹着北风烟雪，伴着严冬天寒，一直奋战到年终才鸣锣收兵。

  元旦，过去叫阳历年，从这一天起标志着新一年的开始。新年新打算新变化。公社工作组和大队干部最忙的就是调整落实各小队领导班子。村民们讲:以前是算盘一响就换队长，而这年情况却不同，竟把这件大事托到了跨年度。实际上据我所知已经酝酿研究一段时间了，所以刚刚进入一月份，其他几个小队就先后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调整结果，进展的还算顺利。唯有人口最多，耕地面积最大且又偏远的第一小队迟迟定不了砣。而恰恰这个小队的一二把手已撂挑子半月有余，队里的活计和事务全靠会计支乎，两支大姓王家与一支大姓刘家各有举荐互不相让、互不服气，几经波折也没能找到比较合适的人选，我做为包队干部心急如焚。就在小寒(1月6日)这天下午，我正在青年点写材料，突然接到通知，大队周书记找我。放下笔急忙赶到大队部，一进屋看到周书记和副书记王尔贵还有工作组负责人赵永春三人好象正等着我，顿时一种预感袭上心头。王书记热情招呼我坐到他跟前闲聊了几句便转入正题。“一队的班子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经我们研究决定，派你到一队去担任队长。”王书记简洁郑重的话语与老支书和赵组长那期待和信任的眼神，让我感到没有退路。虽有预感但仍觉突然，虽自认为团书记干的还算游刃有余，但队长这角色着实令我诚惶诚恐。毕竟下乡オ四个多月，对农活和人际关系只知道皮毛，按老农话讲“庄稼院的活粗如牛杠细如牛毛”。我一个不到20岁的城市小青年能行吗?看出了我的心思，几位领导一再开导我、鼓励我，同时想的也很周到，从我们知青中抽出两名女生一名男生，崔桂芳任妇女队长、林文华任保管员，李兆オ任青年队长，三人和我一同上任。这几名优秀的人选给我注入了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第二天下午，大队主要领导和工作组全体成员隆重把我们送到一队，并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决定。会上被同时任命的主管农业的副队长王有贵，会计王彦臣、老贫协王德江等人争相表态，坚决拥护大队党支部决定，保证支持我们工作。大家的态度、会场的气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充满了正能量，让我们感动不已，我暗自下决心一定干好干出成绩来。

  上任伊始，首要的是凝聚人心，把前一段时间队里人心松散、情绪低落的状况调整过来，让大家对新一年建立起信心和希望。白天我们正常出工和大伙一起干活，夜晚我们分别挨家挨户走访，一种原因是表现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谦恭姿态;另一方面是熟悉了解情况有的放矢的开展工作。好在老队长王有贵和我们同心同德，其又是农活上的“大把”，对备耕和各项活计安排的井然有序，让我轻松不少。那年备耕除了刨粪、起各家猪圈，往地里送粪外，我们班子经常晚上点灯熬油研究最多最主要的两个议题就是如何搞到一些化肥确保当年增产;另一个就是想方设法赚取点集体资金以保备耕需求。前者工作组老赵出了主意:县农资办透露今年春节前后有少数的化肥会以无息贷款的方式资助给困难生产队，但必须到公社和县里挂号，听这消息我当即表示:这事由我来办。后者也有了办法，组织两伙人，一伙上山打石头卖钱，另一伙到甸子上割柳条编筐编土篮子换钱，还有解冻转暖以后恢复菜园子。可是搞这些副业在当时极左思潮的环境下是很犯忌讳的，做为资本主义尾巴在那几年已被禁止。但情急之下已顾不上那么多了。连买鞭鞘、修犁杖钱都没有谈何备料，我作为知青干部没有一点私心杂念，一切都是为了集体冒点风险也值。主意已定，进而也就悄然干了起来。这件事在后期真有两三个因为不正经干活被我处罚的贫雇农联名给公社写信告发我。当然公社主要领导还是很重实际并没有责怪我，只是打了招呼罢了。

  忙过了秋冬盼大年。不知不觉得春节快要到了，家家户户发面蒸粘豆包、做豆腐、杀肥猪。挂钩单位也来信小年过后派车接知青回家过年。我们几个商定两名女生回去，我和李兆才留下过革命化春节。腊月二十五这天中午单位三台大客车到了六家子(大队部所在地)，随车来了不少单位办公室人员，下车未歇片刻就分别在知青的引领下到各小队疯狂采购猪肉、鸡蛋、蘑菇、黄花菜等。一时间给部分庄户人家带来了商机。忙了一下午后，来的人手拎肩扛，走的人大包小裹，直到带队干部催促招呼:马上就走!大家才匆忙登车。傍晚时分，超载的大客终于启动向着沈阳的方向慢慢驶去。

  年三十大清早，我和兆才搭队里的“驴吉普”(小驴车)去方家公社，用自己的钱买了些年画、蜡烛、鞭炮，还顺便买了几盒迎春牌香烟。回到队里我们又马不停蹄的走访几户军烈属和，送去年画和蜡烛以示慰问。晚上，我俩到二队青年点与留守的几名同学团聚，并请来了主管知青的王书记和两位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老大爷在一起忆苦思甜”(先吃用高粱糠做的窝头，后吃年饭)聆听他们教诲。饭后村里的一些当地青年男女和叔叔大爷都来陪我们唠年话除夕，以此冲淡我们佳节倍思亲的想家情绪。零点时刻，我们吃着饺子放响爆竹辞去旧岁，迎来新春。

  大年初一的上午，我们赶回小队挑起桶挨门逐户收取尿水浇大寨肥，村民们无不为之动容。初二，队里的劳动力就正式开工干活，我们和大家创粪送粪干得很是来劲，真是名副其实的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正月初六，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我在会上做了“干打垒”式(没有稿)的发言，从而引起很大的轰动效应。毕竟在全公社74届下乡知青中我是第一个当生产队长的，讲起备耕工作又头头是道，因此公社领导和同仁们很是钦佩。借助这个契机，散会后我专门留下来跑领导后门，找书记找相关主任要化肥，真是好大面子莫大支持，费劲不小给我批了两吨硝氨一吨尿素，那当时我激动的不得了。夜幕降临，冰天雪地，往回返的十八里路上(沟壑、山坡、坟头、林带)我竟不知胆怯、不觉疲惫。

  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中春天来了。“一年之季在于春”这句谚语对于靠土地吃饭的农民来讲是最认同不过了。由于这年备耕准备还算充分，谷雨一到春耕大会战就开始了，除了劳力外，家庭妇女也被动员出来齐上阵。那时候种地全靠牲畜、犁杖和人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照“开犁豆子、末犁谷、中间苞米晋杂五(高梁新品种学名)”的先后顺序，浩浩荡荡的春耕队伍从黎明忙到暮霭，一天要干15个小时左右(中间吃一顿饭，当地习惯一天两顿饭)。即便这么干，我还是着急上火嗓子嘶哑，扁桃腺发炎高烧不退不得不打点滴，凭着一股顽强劲我始终没有倒下，因为节气不等人，时不我待、不误农时，只有越快把种子播进土里才能越保证种子的出苗率。这过程中也不乏出现些不和谐的事儿，个别几户尤其还是出身好的三两个人总以体弱多病的理由不愿出勤。对此，我们先礼后兵，工作做不通晚上就召集全体社员开“路线分析会”，对其讲明道理严厉批评。同时对表现好的社员即使是富农、上中农也大张旗鼓的表扬，奖励工分。事后被分析者又到大队和工作组告我“阶级阵线不清，依靠富农上中农”。但得到的答复是:不管家庭出身如何，重在现实表现。再后来他们的思想意识逐步改变，由消极变积极，按队里的要求也跟上来了。到了立夏的时候1200亩地全部种完，比往年提前10多天，受到大队和公社的表扬。

  几场雨过后，小苗破土而出绿油油的长势喜人。我和王队长带着几个打头的组长逐块查看，由于播种及时、选种对路，出苗率基本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经过几天査苗补苗，加之气温不断升高，各种农作物长势喜人。

  高粱苞米过一人高后需打六六粉。本来正值酷暑，燥热异常甚至空气湿闷，人钻进密不透风的高粱苞米地里，还得将药口袋举过头顶用木棒敲打到高梁苞米尖上，也同时洒到了自己的脸上身上。出来后皆成了白面人，胳膊脸上和脖子上被高梁苞米叶子刮出的血痕不知有多少，再让汗水农药一浸透，钻心刺骨、疼痛难忍，个中滋味至今仍记忆犹新。

  从冬忙到春，从春忙到夏，人们盼望的就是秋天。处暑过后，大队周书记、冯主任、王会计和我们六个队长及两位有经验的老农一同开始例行的拉网式“估产”。按序自然从我们一队先来，我喊来了王队长一起参加。1000多亩地，走的再慢点，看的再细点，足足转悠了一天时间。最后的评估结论是:主要农作物高粱、苞米、大豆、谷子产量将比去年增收5到6成。我和王队长内心充满了喜悦，但我们仍保持低调，毕竟是预计数，一切还要以收完决算后为准。

  进入九月份，尚未到中秋开镰收割的战役就打响了。收获的季节人们的内心是充实的、干劲是高张的。仅仅一个月，在霜降到来之前地里的庄稼全都收获完毕。

  12月中句，决算出来了。高粱苞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去年增加近20万斤，增长幅度超过了五成，社员工分分值翻了一番，这一年终于划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这一年我个人在政治上亦收获颇丰，当年6月5日我作为74届下乡知青第一批加入中国，年底又被评为大队和公社劳模并被提拔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第二年又被评为康平县、铁岭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时间流逝，光阴荏苒，转瞬39年，每当回忆起当年那些事那些经历仿佛就在昨天。今生今世，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知青年代的艰苦岁月，永远忘不了那块我曾充满遐想和付出的土地，永远忘不了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热情的淳朴的父老乡亲。